“十二五”煤炭行业仍将高位运行

司法的有些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错误，司法也有可能错判，判案靠证据，但是证据也会发生变化。

鉴于苏俄和苏联与其宪法的密切关系, 自1935年起, 苏联宪法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取代了苏俄宪法。张慰慈的译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 提醒读者讨论这种最新的苏维埃式的政治制度, 必须从这制度本身着想, 万不可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混杂, [20]援引了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第53条的内容。

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 也参考了苏俄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4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布尔塞维克》1927年第2期, 第2页以下。前述先驱中, 讨论苏俄宪法所用篇幅最多的是李达, 他翻译了《劳农俄国研究》, 由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 共393页, 其中有关苏俄宪法的内容约占一半, 尤其是第三章劳农制度研究从12个方面专门介绍苏俄宪法, 其中提到《被剥削的劳动者底宣言》和《劳农共和国宪法》同成了俄国基础法底重要宣言, 把产业的代表代替地方的代表而组织的制度, 是劳农制度的根本思想。[39]10月31日《布尔塞维克》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要求统一中国, 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 (苏维埃) 的中国,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 (苏维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始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

为保证授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苏俄宪法规定撤回权, 即对所选举代表的罢免权。至此, 苏维埃制度和苏俄宪法得以在中国局部区域实践。第一，当国家承认此种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并赋予特定个人以区别于他人的利害关系地位时，此时的个人便有权要求行政机关积极作为、以满足其合法权益需求（公法上的请求权）。

[30]现代社会中行政权不断扩张的结果是，行政机关在实质上越来越多地在行使具有立法和司法性质的职能，亦即行政机关所拥有之公权力包含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方面的特征。（3）听证主持人的单方接触禁止（5 U.S.C. §554(d), 5 U.S.C. 557(d)(1)）。经过个案裁决程序之后，无论各方参与主体的权益指向为何，争议的最终结论仍会落在原坐标轴上（即都是关于单一冲突F的某种结论），只是根据两方权益对争议影响的大小，而可能处于该坐标轴的不同位置上。而政策草案事实上是行政机关综合考虑了与本行政领域相关的各方权益，并结合本部门政策实施需求之后，形成的初步判断，因此这一草案已经是对相关领域公共秩序的变动或建构的一种拟定方案。

第一，赋予听证程序以拘束力，本身有前提条件。此种权利/特权分化理论以Bailey v. Richardson[2]案为代表，巡回法庭法官认为被政府雇用而成为公职人员这样一种权利，并不属于财产权、自由或生命权，而是一种特权，因而不适用准庭审式的听证程序。

目的在于明确所有对决定具有意义的事实和看法，对公共利益、个人利益进行综合的协调，并尽可能地消除异议，以谋求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听证人只能根据听证会中呈现的案件事实、证据、规范依据、理由等（亦即听证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来形成对拟实施行政行为的处理意见。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行政调解可适用于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一般认为是因为行政裁量的存在赋予了行政权可处分空间。此时消费者协会并非在对消费者权益的整合与协调的基础上，代表其参加到听证会的论证过程，而是代表消费者群体对听证会进行监督。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形成型听证不应成为政策草案的宣传过程。[19] [德]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该文中的裁判是从一种最广泛的意义上（the very broadest sense）来定义的，包含了对日常争议的决定，也包含了议会的弹劾、法院的裁判、国际争议的仲裁等等。1.私人作为听证代表 政策议题往往是对公共秩序的调整甚至建构，因而涉及的是多中心的问题，通过听证会来对此问题进行沟通的过程，是在听证人的主持下，各方参与人进行利益协调的过程。

行政听证程序为双方所带来的法外利益增值至少还包含了：通过与参与人的沟通，减少行政机关获得证据的难度。[55] 在听证会中，这些行政机关所代表的相关领域的公共利益，也属于政策形成过程中进行协调的各方权益的内容之一。

参见Lon L. Fuller, 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 92 Harvard Law Review 353 (1978-1979), pp. 357-362。[22]当然有部分美国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反思，认为相较于行政决定程序，规则制定程序包含了更充分的公众参与，并能让行政机关关注到政策的广泛效力，因而更利于形成高质量的决策。

在这一点上，此处的理想类型与规范类型（模范类型）具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具有公理性，而被认为拥有价值上的优越性，是一种模范型。[31] 李建华：公共政策程序正义及其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65页。第一，程序各方主体角色分化明确，以保证对抗互动关系的成立，即听证的两方参加人能够在程序中公平对等地就争议进行抗辩。这两个特征实则都指向司法审查阶段的请求权问题，而在行政过程这一上游阶段，个人的公法地位则包含更广泛的内涵。根据其所持立场，程序的参与主体一般可区分为相互对立的两方（对抗型互动），通常其中之一即为行政机关中的调查人员。对于政策形成相关的听证会参加人的选定，多数法规范都明确了听证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的要求。

[56] 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55-256页。（一）理想类型分析方法的引入 理想类型（Idealtypus）[13]是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代表着一种研究视角。

[1]在极为崇尚（民事）司法程序的背景下，正式的庭审程序自然更具有正当性、公正性。在个案裁决型的听证程序中，作为参与主体的个人以谋求自由状态和合法权益的实现为目的，其中个人处于消极地位时的程序参与行为体现出最明显的防御特点。

基于共同目标的社会秩序，最典型的代表是选举，关系中主体的参与形式则是投票。被动地位-消极地位-积极地位-主动地位这一变化过程，是从公共利益吸收个人利益（被动地位），发展到以个人利益形成公共利益（主动地位）。

参见[美]米尔伊安•R. 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113页。[12]至此可以发现，采取正式听证来制定规则，在美国几乎成为了一种仅在概念上存在的程序。[25]行政权所涉领域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样态，也就是在传统的侵害行政领域，行政权受到更多的限制，而在给付行政领域，行政权则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职能。通过梳理听证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可以发现，行政听证程序的司法特征与该程序的历史来源有密切关联，但也由此导致了其在行政活动领域的适用困境。

而处于积极地位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参与行政过程的行为则呈现出一种模糊、交叉的状态，是从消极地防御侵害到积极地形成秩序的过渡。个案裁决与政策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司法过程与立法过程在行政活动中的延伸。

以下将围绕理想类型产生的现实背景，来对个案裁决－政策形成这两种理想类型的内涵作出阐释。政策形成型听证，很大程度上是在行政过程中模拟了立法过程，但即便是程序规定更为严格立法听证，其所具有的功能主要也是咨询性质，立法者并没有完全遵从听证意见的义务。

在政策形成型的听证程序中，公民的参与行为尽管仍然表现为个人利益的主张，但实质上是以公共利益的形成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为目的的。[47] 马肖教授在评价行政权正当性之专家知识模式时就指出，专家知识几乎必然隐含着井蛙之见（tunnel vision），也就是专家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知识转化为政策规则。

一方面，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传统的侵害性行政行为。也就是，随着行政机关职能的不断细化，部门领域内各自具有正当性的规制目标和手段，仍然会在更广泛的层次上存在冲突。[2] Bailey v. Richardson, 182 F. 2d 46 (1950). [3] Cafeteria Restaurant Workers Union v. McElroy, 367 U.S. 886 (1961). [4] Goldberg v. Kelly, 397 U.S. 254 (1970). [5] 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判决包括：Board of Regents of States Colleges v. Roth, 408 U.S. 564 (1972)。（7）相对人有权为了弄清全部事实的真象，进行交叉询问（5 U.S.C. §556(d)）。

而特别是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主体都参与到了听证过程之中这一点，赋予了听证案卷以及程序本身很强的拘束力。一个典型的比较法例证就是德国的计划确定程序，在这一程序中除了规划承担者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也是很重要的参与主体。

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共同目标或者最低限度的共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主要将行政程序分为了行政决策程序、行政执法程序、特别行为程序等，[21]行政决策程序包括重大行政决策和制定规范性文件程序，行政执法程序则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征收、行政确认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

而政策则通常面对混合的多元性问题。听证报告又是听证笔录与行政决定之间的中介。